作者 | 芦
来源 | 最人物
每年中考后，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会经历一道隐形的筛选。成绩稍好些的，大多流向教育部门主管的中专学校。
最后，“筛选后剩下的那群人”，来到人社部门主管的技校。这也意味，对他们来说，学历与升学不是关键词，技能与职业才是。
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4年度统计公报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为428.7万人。
在社会“约定俗成”的印象里，上技校的孩子，大多是成绩差、爱捣乱、难管教的坏学生。
粗糙标签之下，这些少年究竟是怎样的？他们背负着怎样的过往？当青春被高度压缩为“预备工人”的养成期，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仓促与迷茫？
袁洁试图走进这片被简化的现实。
袁洁做过报社记者和房地产文案，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，她选择来到这所南方技校，成为一名语文老师。
从业多年，袁洁一直在思考、复盘自己的工作，并作为工作记录诉诸笔端，最终，这些汇集大量生命经验的文字汇总成《南方技校的少年》一书。
媒体报道常聚焦技校里那些少数“好学生”。这本书想呈现的，恰是被忽略的多数——他们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“滑落”，处于“阴影之下”。
以下是根据《南方技校的少年》和袁洁的自述整理而成：
这学期课前分享，有学生讲了《热辣滚烫》。我顺势鼓励他们：人生像电影，哪怕为“赢一次”去做看似无意义的事，也可能找到意义、获得重生。你们才十五六岁，别因一次失利就“摆烂”。
我刚说到“摆烂”，底下就传来一句：“不摆烂就不会来这里。”
声音很轻，但我听见了。十多年了，这话太熟悉。他们总在否定——先否定学校，再否定自己。
在技校当老师久了，会发现这些孩子的“配得感”极低。他们不觉得自己配得上好的机会，不觉得自己能做成什么事。
有时候，这种不愿积极、拒绝思辨的态度，也会用集体狂欢式的戏谑表现出来。
我设计过“生死课”。试图探讨“既然死是一件必然的事，那么，人生在世该及时行乐还是抓紧时间追求意义？”
对于这个问题，学生们总是放肆地大喊大叫“当然是及时行乐啊”。
《昨日青春》剧照
这种根深蒂固的低自信，直接导致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不主动、不积极。
最近，我们班一个学生放弃了船务公司的面试。学校跟船运公司长期合作，毕业生通过培训考取船员证就能上船工作，起薪将近一万。这次我们专门请人做了面试培训，还安排了接送车辆。
但他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肯定选不上。我18年来没做成过一件事，我就是个失败的人。”该劝的都劝了，可面试当天他还是没出现。
在过去15年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面孔。这些南方技校的孩子，习惯了不被看见——在课堂，在家庭，甚至在自己的人生里。他们也渐渐放弃了自己。
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。最初，我并未想过成为老师。没想到研究生毕业后，几经辗转，我最终还是走进校园，拿起粉笔。
头几年教书，我凭着过去受教育的惯性，认定必须严抓成绩、高标准要求。那时，我教课的班，语文课挂科一二十人是常事，考不过就是不过，毫不通融。
但我渐渐发现，不是所有老师，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。
我曾带过一个学生，他在一门专业实训课上要么神游，要么想方设法逃课。任教的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，他似乎并不强求，只对学生说：不管学多少，一定要做好“5S”（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）。期末，这个没学到多少技能、但认真打扫卫生的学生，竟顺利通过了课程。
当时，我对此很不认同。然而，讲台之下，现实的冲击很快向我涌来——
一次课上，一名学生突然冲上讲台，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激动地指着我，指控我曾拿东航坠机事件开玩笑，说不尊重逝者会遭报应（事实上我并未开玩笑，只是作为新闻案例讨论）。导火索是我要求按座位坐，而他非要四人挤一桌。
我明知僵持无意义，却仍试图讲道理说明缘由，结果引发他情绪爆发。
袁洁
那个学期，类似的事不断发生：管教睡觉的学生被当堂辱骂；让没带书的学生起立，被冷眼抗拒；有学生清晨喝酒后在教室呕吐却不肯离开……
加上这次被指着脸诅咒，在当技校老师的第十年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困惑与精神危机。
事实上，关于学生情绪暴发乃至指责老师的情况，在日常教学中的确不少见。在我看来，学生的愤怒往往不是孤立的情绪，背后通常存在着具体的压力或困境。
我视域里的学生，尤其是初中毕业入校，那几乎就是他们人生最茫然无序的时刻。他们大多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“滑落”。而这种状态，也常被外界理解为职校技校“校风乱”“管不好”的缘由。不可否认，的确如此，这些孩子处于“阴影之下”，他们也最牵扯老师的心力。
职业学校的家长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家长相比，在孩子的教育参与度上确实是不一样的。
这些选择技校的孩子，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高度相似：留守儿童、父母离异、或者父母忙于生计。
在我们微信群里，大约近一半的家长从来不说话，哪怕被@了也没有半点回应，甚至有些家长我去私聊完也没有反应，我常觉得自己像是对着一个空号发信息。
许多父母的“看不见”，或许是从“顾不上”开始的。他们奔波在流水线上、守在灶台前、穿行在工地间。当“挣钱养家”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和心力，“好好说话”就成了奢侈品。于是，关心退化成最基本的两句：“吃饱没？”“别惹事。”更深处的孤独、迷茫和呼唤，就在这种简化中被一并过滤掉了。
其实回头想，学生和家长可能都曾努力过，只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对方真正看见。孩子觉得父母不在乎自己，父母则觉得孩子“无药可救”，认为自己已经付出够多，却看不到任何改变。
《狗十三》剧照
在这种双重困境里，孩子也摸索着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。有的把脏话当成了盔甲，有的则完全困在自己的焦虑里。
技校里的女孩们没有掌握更多疏导自己情绪的方法，也找不出更有效的对抗手段，讲脏话便成了最直接、最便捷的方式。
她们互相之间用说脏话的方式打招呼:“某某某，x你妈。”对面也很默契地扯着嗓子回应:“嘿，某某某，x你妈。”
这些自然而然就脏话连篇的孩子中，女生的占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男生。她们用那些连绵不绝的、带有攻击性的言语来武装自己与别人战斗，拼个你死我活。由嘴开始，演绎到极致，便酿成校园霸凌。
小A是个十六岁女生，因霸凌同班的另一个女生被叫到派出所。调解现场，小A依然一连串的高音调脏话，说起掌掴同学和让人下跪的行为，她理直气壮:“谁让她说我的?!”小A始终戴着口罩，因为有容貌上的焦虑，据称被霸凌者正是基于此，在言语上伤害了她，才导致她决定周末约对方到公园的小亭子里，给对方点“教训”。
十六岁的小A成长于一个重组家庭——母亲带着她改嫁后，新家里有后爸、两个“自家的”儿子，还有一位偏心的奶奶。作为外来又身为女孩的她，长期被忽视甚至歧视。另一位少女小B，也来自一个“消失”的家。她早已独自在外生活，母亲对她不闻不问，连生活费也极少给予。
小A和小B在霸凌同班同学之前，都已经因心理问题办理了因病休学，显然，休学并不意味着治疗和恢复，而是在无人管教的环境下，更进一步滑向堕落的深渊。
在教学过程中，我也慢慢感觉到，许多孩子心理上的困境，其实不只存在于技校生中。很多孩子来到这里时，心理上已经带着一些问题。那些痕迹，大多是在更早的成长阶段里，一点一点留下的。
《无人知晓》剧照
每接新班，我都让学生写三百字自我介绍，要写出最特别的点，让人一眼记住。去年秋天，我真收到了一份几乎由“处分”构成的个人简历。
这个学生写道：在原中学，因在家睡太晚，被妈妈拖到地上拍照发给老师；在英语课睡觉，照片被公开，遭到同学嘲笑；进了技校，没去军训，被老师口头教育……
他用最平淡的语气，把自己铺成一张布满红叉的试卷。在这背后，是一个少年如何被一次次推开、标注、最后放逐的过程。
没有人不希望受到尊重、被好好对待，尤其是这些被“打击”多了的孩子。不少学生在作文里写自己的成长史，总提到自己是被嫌弃、不被理解的那个。这是他们童年和少年的现实：从努力到被打击到自我放弃，哪怕打击与嫌弃不是来自家人，也来自旁人的眼光、社会的评价。
我们的工作导向，不单单是把课讲好就行，而是必须把那些边缘的、消极的学生也“拽”进课堂。
《下一个素熙》剧照
说到底，人得先在某件事上得到肯定，才可能慢慢产生热爱。
比如运动会，头两年我们让学生自愿报名，结果报的人寥寥无几，大家都不太主动。后来系里要求每人至少报一项。
于是，很多人被“推”着报名，结果一上场，才发现自己挺厉害，还能拿到名次。到了第四年，情况完全不同。那些之前取得过成绩的孩子，不用我再催，自己会提前去踩点、练习。他们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获得感，自然就愿意参与了。
在技校，我们投入大量心力的，是学生的日常行为与状态。我们有严格的管理体系——几点离寝、几点到课，是否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包括课堂上能不能睡觉，都是明确的要求。
常有学生直接问我：“老师，我在初中都睡了三年了，现在你为什么要管我睡觉？”
很多时候，外界，尤其是一些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，会觉得我们管得太严、太细，是一种不必要的规训。
这倒不是简单地为了让学生“听话”。让他不迟到、不睡觉，在建立规则意识的奔赴中，我们之间的沟通本身，也是一种“被看见”的过程。
在无数次的交流中，他那些被称为“问题”的习惯，才有可能松动。
我所在的学校是南方的一所技校。
技校和中职、高职是有区别的，中职是初中毕业后“普职分流”的主要去向之一。高职招收的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（如中职、技校毕业）的学生。
技校同样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，但技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，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，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（厅）。
学历与升学不是技校的关键词，技能人才培养才是。
学生的日常课程分为文化理论课、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三类，其中，专业实训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，有机械工程系、车辆工程系、电器工程系和生活服务系等。
在学校的宣传册上，“技能成才、技能兴邦”是技校的使命担当，为本地培养、输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。
实际上，多数学生对“工匠精神”“技能兴邦”这样的口号没什么感觉，他们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中考、高考的失败者，为避免过早进入社会“惹事”而被家长草率地塞进来，根本不是出于某种理想。
在这所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中，相当一部分最终并不从事本专业工作。成为一线蓝领工人的前景并不特别讨年轻人喜欢，无论是我入职初期接触的90后，还是现在的00后，他们都喜欢干点小生意，跑跑销售之类的。
学生在做蛋糕（受访者供图）
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技校毕业就只能进工厂？我能理解这种刻板印象，但我更理解我的学生们——他们并不甘于那样的人生。
在我们学校，一些被动调剂居多的专业，班级氛围从第一天便沉闷、消极。
一个班的氛围，几乎决定了大多数人的状态。我曾见过眼里带光的新生，抱着“学点真本事”的念头踏进校门。可当他们环顾四周，看到同桌仍在睡觉、后座还在玩手机——和初中时并无两样，那簇刚燃起的火苗很快就熄了。“算了，这里也没什么不同。” 他们悄悄缩回角落，变回初中时那个沉默的影子，再也不愿抬头。
技术员当然是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但心照不宣的是，和大专本科等高学历的工人不同，技校生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在厂里的职业天花板不高，他们最现实的晋升路径，可能是从一条流水线调去另一条更‘重要’的流水线担任‘线长’。
在技校，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培养对象，毕业前一年的实习都是必选项。2021 年夏天，我将32名智造电子专业中级工阶段最后一年的学生送进了工厂。
小杰是优秀学生干部，我的得力助手，他带着同学们一起下厂，作为实习生负责人，整个实习期，他是唯一没换过厂也没换过岗（临时顶岗除外）的学生——每天早八晚九，就坐在流水线前压件。他从没有主动开口跟我提过要求，只有问他的时候，会说想去技术岗学点技术。
在中期的实习考核表里，车间给他的评语是“可以胜任高难度的岗位，往技术岗走”。我以此不断鼓励小杰，叫他多主动争取，也在去企业看学生的时候有意无意跟厂里提过，对方也总是欣然应允——但他最终还是在这条流水线，干到了实习的最后一天。
《下一个素熙》剧照
卢俊大概是全班实习生里发展得最好的。他一开始就被分配在波峰焊岗位，既是技术岗，又是走动岗。在这个岗位，他上手快，再加上性格开朗，在企业评价里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。卢俊的实习工资也从5000多涨到7000多，岗位也转到做激光打标。
但卢俊的路径无法复制。他的机遇源于一次偶然的岗位分配，以及自身恰好契合的性格。对于更多像小杰一样沉默的大多数，现实是另一番景象。
2022年，外部寒风吹进了工厂，陆续有学生离开工厂，说工厂订单少，到了招聘季，来学校参加招聘的电子企业比往年少了不少，需求量也有所减少。
经过一层层筛选，孩子们的路越走越窄。进厂，似乎成了最后这批孩子注定的归宿——可这归宿与选择之间，并没有真正的相互认同。
我也不禁思考：技校这几年，对这群孩子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我所能做的，是尽力利用好自己的语文课。
在技校，如果说学生们对专业课还有新鲜感和钻研精神，那他们对被迫学了多年的语文早已演变成一种懒洋洋的态度。
作为技工学校的文化基础课老师，我很为难。目前学生在校的头三年里，有五个学期有语文课，平均每周两节课，总共一百七八十节之多，没有了中高考的压力和目标，技校的语文教学更倾向于大学的通识教育。
关于技校的语文课该怎么上，现在有些说法认为，教点实用的应用文就够了，但我不太认同。说实话，现在学应用文用处也有限，很多格式AI都能写得挺好。我觉得语文课更重要的，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和清晰的表达。
《世界的主人》剧照
缺乏清晰表达的根源，是没有自信。他们常觉得自己讲不清楚，或认为对方不会理解，于是干脆放弃表达。举一个常见的例子：有的学生在觉得被老师冤枉、批评不当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开口解释，而是握紧拳头、喘着粗气，看似随时可能爆发。
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通常会先安抚情绪，引导学生冷静下来，然后和学生一起梳理，遇到自认为不公平的事，该怎么处理。
再比如学校检查仪容仪表，有学生觉得要求不合理，但他只是生闷气、顶撞老师，甚至拒不配合，结果往往是自己受处分，问题也得不到解决。我会告诉他：对抗往往最终伤害的是自己，也解决不了问题；而对话，心平气和地与老师交流，说明你的想法，甚至提出具体的建议，哪怕艰难，却可能打开一扇门，走向更积极的结果。
独立的思想这部分是最难的部分。
一个根本的问题，是现在的学生普遍不阅读。早几年还有人看看网络小说，至少那还是文字文本。但现在，连看书、完整看一部电影的人都越来越少了。他们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就刷那些“几分钟讲完一本书”、“快速看完一部电影”的短视频，还常常拿这个来应付我，让我很生气。一问细节，他们根本没看过原作。
前两天上课我还说他们：“你们天天消费这些二手信息，博主说好就是好吗？你自己没看过，怎么能形成自己的判断？就像相亲，别人说好你就接受吗？看作品也是这个道理。”
但说实话，我感到很无力。这种碎片化、依赖二手解读的趋势，似乎越来越普遍了。
《杏运》剧照
学生们不读书，我给他们加塞了“美感教育”，随手拍下身边的美景发给我。
在技校教书这些年，我原有的精英视角不断被消解。我不再以那样的目光审视他们，也不再空谈“美学”，只是安静地分享“美”。
通过这些关于“美”的照片，我认识了课堂之外的他们：有人周末去海边通宵等日出；有人无聊时搭公交随意上下，最后在陌生的奶茶店停留；照片里还有亲手改装的摩托车、老家的流水席、校园的三角梅、喜欢的女孩、最爱的游戏截图……没有刷题和考试，他们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感受生活，表达自己。
我无法断定这堂课是否教会了学生“发现美、体验美、欣赏美”，甚至它可能算不上一堂标准的语文课。
但我始终在课堂上保留分享“美照”的环节。比起传授知识，我更想唤醒他们对具体生活的感知力。麻木、粗糙与疏离，不该成为他们青春的底色。
如今，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。
在技校当老师并不容易，这份工作有很多具体的痛苦：学生的顶撞、家长的漠视、反复的拉扯。
在我职业生涯的第十年，这种几近崩溃的自我怀疑，让我不得不停下来，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。
我刚开始在这所学校工作时，其实有好几年除了教学外，还在校办公室做行政，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在处理公文、写讲话稿之类。那几年，我常常感到这份工作特别没有意义。
后来，我主动申请调到了教学岗，当班主任。我的教师生涯，也许才算真正开始。我触摸到一种脚踏实地的价值：你面对的不再是文件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并能与之产生深度链接。你的话，你的举动，都可能实实在在地触及另一个生命。
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逼自己去想——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
反思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多么伟大的、充满共情的教育者。事实上，这种“共情”的过程，首先是我自己的一种疏解和疗愈。它让我能在一片看似混乱和无望的日常里，找到继续前行的支点和平静。
《下一个素熙》剧照
当然，我依然信奉“真”的价值。但我的身份是老师，不是侦探。与其非要当面揭穿一个非原则性的谎言，去争一时一事的“胜利”，我更愿意用暗示让他们知道：我看见了。
对于这些孩子，保证书和处罚早已是家常便饭，他们有很多对抗的经验。但他们极少体验过，诚实和自省，原来也能换来尊重和肯定。
一次课堂冲突后，学生主动交了五百字反省书，剖析得真实恳切。另一个因睡过头迟到的学生，也主动来承认错误。
我喜欢这样的诚意。或许有人觉得，反省不等于改变。但若连这一步都没有，改变又何从谈起？人总得先学会在规矩中站稳，才谈得上真正的自由。
《下一个素熙》剧照
前段时间，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我。他说，他正在自己准备参加春季高考——也就是“职教高考”。这算是职校学生主要的升学途径之一。我们学校是以就业为导向的，不会专门组织升学，但每年总有一些学生，是自己想学、想再往上走的。
所以我常说，学生自己有目标、想清楚要做什么，非常重要。只要他想清楚了，这种正当的诉求我们一定会支持。
那个毕业的孩子后来告诉我，他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公办本科。我很为他高兴，但更让我触动的，是他后面那句话，他说，在备考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学习了。
我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消除了这份恐惧，未来才有可能推开更多扇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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